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以返回香港大学继续学业为由，申请离开大陆，永远告别了上海这块故土。从那时起，她再也未能回到故乡。张爱玲在多篇自述中提到了她出境时的两个关键细节。首先，她在申请离境时，民警对她的态度极其敌视，认为她心存不轨，然而申请获批后，民警态度立刻转为热情周到，因为她此时已经被视为“外人”。其次，当张爱玲经过罗湖桥进入香港时，工作人员认出了她，问道：“你是不是作家张爱玲？”她当时感到极大的压力，但无奈之下回答了“是”。令她惊讶的是，海关人员并没有刁难她，反而表示对她作品的喜爱。

有关张爱玲的离开，外界常以“背叛”或“明智”来形容，然而这些词汇对她而言实在过于生硬。她内心并未想那么多，只是因为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希望能够离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爱玲的作品被归为小资产阶级文学，而她本人则被视为可“争取”的对象。为了顺应新的时代和环境，她开始尝试创作“无产阶级”题材的故事，《十八春》即是例子。尽管她始终在努力迎合新政权，但在小说中，她却流露出对政治的无奈——政治影响一切，若对此无视，政治最终会找上门来。

为了团结文艺界，组织对她的态度非常优待，1950年，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亲自邀请她参与艺术代表大会。在此会议上，身着传统旗袍的张爱玲与身穿中山装或列宁服的与会者显得格格不入，成为众人眼中的“异类”。究竟这次会议对她造成了什么影响，难以考证。她的弟弟张子静回忆说，最后一次见到姐姐是在1951年春天，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时，张爱玲表示对人民装的呆板不感兴趣。

然而，张爱玲选择离开的原因不仅是恐惧，背后还有关于文学的深层矛盾。她一直以来关注的是个人的情感与挣扎，而当时的时代要求的是宏大的叙事与革命斗争。她难以“改造”自己并写出她不熟悉的内容。留在这里，意味着要么沉默，要么撰写违心之作，而这两者对她来说都等同于一种死亡。因此，她选择离开，以保护作为作家的那部分灵魂，尽管在海外的发展并未如愿绽放。

在1952年前后，香港大学恢复开学，知识分子出境的限制相对宽松，张爱玲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以“求学”名义离开，既为自己留了后路，也给文艺界一个体面的解释。她的离开并非经过长期策划，而是在时机出现时迅速做出的选择。如何评价这一行为，视角不同，结论自然也不同。从国家或革命的观点看，她的离开被视为不信任与逃避，但从文学和个人的角度看，这是一次成功的自我保护。

她的多重身份决定了她在当时的处境：曾外公李鸿章被视为汉奸；父母是剥削阶级；与汉奸胡兰成的关系也成了她的政治污点。如果她选择留下，定会遭受政治运动的攻击，甚至可能毁掉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个体。尽管她在海外的写作在政治倾向上褒贬不一，但她的作品依然展现了她的文学生命。

张爱玲不是英雄，也不是叛徒，只是一个希望继续创作的人。在历史的缝隙中，她自我放逐，保全了自身。在她看来，面对时代巨变，个人所能做的不是去抵抗，而是尽可能地寻找生存的空间。她的选择不是“爱国”与“卖国”的简单问题，而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个人主义者，意识到自己无法融入时代，果断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离开后并未从事任何反动活动，只是安静地写作与研究，为生计编写剧本，而这些内容通常并不激烈。